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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阅读:《为了孩子的资源争夺:育儿焦虑症》

发布时间:2012-05-31 09:36:27发布人:


 


新妈妈 

摘要: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,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,比如磕破头皮,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,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,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。
 

我永远记得,2008年10月16日下午,13点或者14点的样子,在北京一家医院的普通产房里,秋天正午后的太阳,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和薄薄的窗帘,明晃晃射到床边,房间里的浮尘都是灼热的,让我体内的疼痛更加难以忍受。

这是产前的最后一段时间。阵痛半分钟一次,像子宫里的定时爆点。每一次引爆,孩子就像一条急于走出黢黑通道的小蚯蚓听到冲锋的号角,以头为起点奋力向前蠕动。他头皮上薄薄的毛发,像钢刷一样摩擦着子宫内壁。

疼痛间隙,有两个念头挥之不去:催产素真可以做一流的刑求工具。一个产妇的处境真是比架在刑台上的囚犯更绝望,因为她连做叛徒的可能都没有。孩子通往世间路上的每一步所产生的疼痛,一秒钟都不能减少。疼痛一旦开始,不能谈判,不能求告,不能放弃,甚至不能暂停一小会儿。

两年多过去了,当初产台上的感觉,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。这次折磨人的不是疼痛,是绵绵不绝的焦虑。初为人母,总是有担不完的心:我怕他离开我的视线,被无处不在的伤害掳走;又怕他因此不独立,失去男子气。我怕他感觉不到爱,因此孤僻、冷漠;又怕太多的爱,让他任性,目中无人。总之,怕他不健康,怕他不安全,怕他不快乐,也怕他在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,成为一个和社会不兼容的瓷娃娃,更容易被现实击倒。

这些形而上的忧虑,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,就成为美国心理学家们普遍的研究课题。育儿方面的临床医学家戴维·安德雷格(DavidAndereg)教授认为,因为疫苗的应用,医学的发达,孩子因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,这个世界其实是更安全了。但美国的年轻父母们,却表现出了和社会进步南辕北辙的焦虑感。“根据纽约一个非营利组织最近的抽样数据,大概有78%的年轻父母认为,现在育儿比以前困难得多,仅有4%的人觉得更轻松。这表明父母这项重任已经对年轻的夫妇们形成了恐吓。”

安德雷格是一位温和的研究者。他在自己的书中,把育儿焦虑的源头更多归结于新手的无知:“育儿焦虑的高发群体存在于只有一个孩子,或者第一次做父母的人。更多孩子的出生,会削减父母的忧虑。和多子多孙的前辈人相比,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父母会更长久地沉溺于育儿焦虑中。”这一结论是根据美国2000年的数据,当时已有1620万的家庭选择了独生子女。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。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,独生子女人数正在稳步增长:1972年,只有18%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。到2005年,27%有小孩的英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。而在中国,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尚未松动的情况下,独生子女家庭是更为普遍的国情。

子女数量的减少,让父母们经不起一点无论是健康还是安全方面的风险。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流派,又在扰乱着既有的常识。当一个繁衍千年的生育惯例,每个细节都被层出不穷的新理论重新考量,而这些理论又与商业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织,以至于真假难辨——选择PC、PES还是PPSU材质的奶瓶;圆孔、十字孔还是一字孔的奶嘴;让孩子仰着睡、趴着睡还是侧着睡,都能成为育儿新手们的焦虑源头。

以上因素与连轴播放极端信息的传媒网络结合,更加大了父母的担忧。美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育儿焦虑,多是对“暴力、恐怖主义、车祸”等外在侵害的担忧。安德雷格觉得,这种焦虑在很多时候是莫须有的,是成年人将极端信息中的危险嫁接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中。而且“焦虑并不只限于母亲,也传染到父亲身上,鼓励孩子去野外探险不再流行”。正常的游戏也被赋予了危险的意味。安德雷格说,他经常被焦虑的父母问道:“当孩子用食指做出手枪的形状,对着我喊‘梆,梆’,我要不要制止他?当我带着孩子去朋友家做客时,是否需要提醒朋友将家里的玩具手枪收起来?”

什么是育儿焦虑症?“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,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,比如磕破头皮,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,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,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。”而沉溺于焦虑泥潭,过于儿女情长的父母,都被研究者定性为弊大于利。他们比放任的父母更加毁坏孩子的未来——伴随焦虑而来的过度控制,不仅毁掉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生活乐趣,还会毁坏他长大成人的能力:比如自信、独立、忍耐力,甚至被认为戕害到社会的未来。焦虑的父母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大学?这是另一位社会学家玛格丽特·纳尔逊(MargaretK.Nelson)研究喂养失控的父母的主题。文章提到,美国的大学教授们指控自己的学生无知、懒惰、易怒,认为这一部分源于“育儿焦虑症”结出的毒树之果,种子从襁褓时的过度关注就埋下了。美国《FirstThing》的执行主编戴维·米尔斯(DavidMills)将这些苦口婆心的父母总结为“失去自己人生目标的人”,“通常人们说到对孩子的担心时,他们是将自己对人生的恐惧移情到了孩子身上”。

可是,作为一个有3岁孩子、正与连绵不断的焦虑对抗的中国妈妈,我还是想辩解一下。我已经历了一些在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焦虑考验。比如,刚开始因为呼吸系统发育不全,他晚上睡觉时,胸腔和喉咙中总发出像积满水一样浑浊的咕隆声;因为对脑神经还缺乏控制力,每次白天过于兴奋的玩耍,都会导致他在半夜睡梦中突然爆发难以遏制的大哭;当他的消化系统经历一个升级,大便从水状转为成型的阶段时,会有接近一个星期不大便……每一个未知的来临,都是一次焦虑的开始。我因此得到的经验是,不要恐惧孩子的哭声、跌倒、突然胃口不好、发高烧、耍横、情绪低落,这些是成长必需的一部分。可我还不得不面临一些靠自我成长难以解决的焦虑:比如深夜抱着孩子去医院,却发现分诊台上的病历本堆成小山一样,需要等到凌晨才能看上急诊;当孩子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时,却发现住所周围,所有步行距离以内的幼儿园都人满为患……

每到育儿与社会的接触面,都是中国年轻的白领父母最手足无措、最焦虑的时刻。家庭之外的世界,不仅拥挤,而且藩篱重重。为了给孩子上户口,我不得不从北京往返我的户籍所在地成都两次,因为北京的户籍警察不接受成都方面出示的证明——那是成都警方在几年前对户籍登记格式进行的小小改革。但因为这超出了北京一位街道民警的常识,所以我必须要坐飞机再回到成都,重新开一张符合她认知的补充说明。

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年轻父母的独特体验,是美国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中并不涉及的部分:我们的社会必需品严重不足,我们孩子生活的世界有更多条条框框的严格限制。仅以上面说的幼儿园为例,你要面对服务提供方的考量条款就包括:有北京户口吗?是我们的定点服务对象吗?孩子满3岁了吗?能一次性交齐7万元的赞助费吗?报名排队时,你挤进了我们的招收数额内吗?还有更隐而不彰,但可能更具决定作用的考量标准:认识园长或某个教委官员吗?我们想让孩子在正常的年龄,以正常的价格,通过正常的程序,获得正常的医疗、教育服务时,却要面对极不正常的超量竞争。或者为了满足芜杂的行政要求,却要为混乱的行政管理,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成本。

如果你有那么一点混不吝,比如不要户口,不上正规的幼儿园,或者晚点儿再上,那你是开始另一种冒险,并可能因此面临另一种生活经验和价值标准的审视。在中国,由于育儿成本的高企和大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大,很多白领家庭都选择了请老人共同参与育儿的方法。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,在中国,平均有50%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,而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北京和上海,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%到80%。上一代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加入,为育儿的安全健康与家庭经济增长做出了杰出贡献。但在减轻焦虑感方面,有一句老话是“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”。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育儿不要用力过度的劝诫可以翻译为:人生是一场长跑,不要苛求一城一池之得失。但对于从物质紧缺时代开始人生长跑的上一代父母来说,最重要的经验还是:保持队形,不要掉队,更不能脱队。毕竟,我们行政管理体系上的进步还是少得可怜,社会其他部分的突飞猛进,反让它与现实间生出了大量的裂缝。在路况不明的情况下,跟着既有路径走是最安全的。谁知道,孩子会因为父母另辟蹊径的决定,在若干年后掉进哪一条制度的裂缝,再也爬不出来呢?因此,不走寻常路的想法,在一个存在两代养育者的家庭内,会变为老父母对新父母的道德考量:为了减轻自己的焦虑感而让孩子偏离正道,你有为自己的孩子负责吗?

社会必需品短缺但副产品过剩,传统人生路径与现代社会的飞速变迁,是中国白领家庭的育儿焦虑二重奏。它们相互作用,相互放大,让世代相传的“因爱生忧,因爱生惧”更为强烈:担心他因为不合格的食品监管而不健康;担心他因为接受不到好的教育,耽误在了起跑线上;担心他就算挤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行列,却在充满着智力、权力和金钱竞争的群体中,得不到真正的快乐……

戴维·米尔斯将控制育儿焦虑,总结为“事关勇气、智慧,以及公平”。这看起来是个稳定情绪的金三角。可是即便中国的几千万育儿新手愿意洗心革面,控制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软弱,以获得与孩子相处的勇气、智慧时,那至关重要的另一角——社会的公平,又如何获得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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